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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ZT:个人崇拜加速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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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color= transparent]发表于 2018 年 02 月 06 日 华夏文摘,[backcolor= transparent]由 [backcolor= transparent]舟巷



何与怀:个人崇拜加速度



一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个历史考察

[backcolor= transparent]发表于 2018 年 02 月 06 日 [backcolor= transparent]由 [backcolor= transparent]舟巷


1956年2月24日夜,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结束前一天召开的秘密会议上,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表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著名演讲,抨击了前任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在位期间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此后,苏联逐步实行“去斯大林化”。据有关史料,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和指导下,两篇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而写成的重头回应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分别于1956 年 4 月 5 日和12 月 29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此后,形势一步步走向六十年代的剧变:中苏公开决裂、国际共运瓦解、中国发生“文革”大灾难。赫鲁晓夫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非常不幸,却以一种强大的反作用力,触动毛泽东最隐蔽最敏感的神经。他反其道而行之,让中国更加向左转,把中国推向了一条集个人权力与领袖意志于一体、甚至超越斯大林时代的道路。
当然,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中国国内因素。对于毛泽东,1956年形势大好: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取得显赫胜利,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1953-1957)超额完成,他意气风发,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但是,大大出乎毛的意料之外,中国知识分子利用中共“整风”的机会,大鸣大放,向党“进攻”。毛泽东于是在1957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运动,消灭任何违逆龙颜的声音;与此同时,他开始公开倡导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作风变本加厉, 肆无忌惮地快速发展起来。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管下的国务院经济部门搞“分散主义”,特别强调:“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只能有一个核心”。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毛在这次南宁会议上可以说是小试牛刀;而1958年3月成都会议就尤为值得注意了——据史料记载,毛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全盘公开他有关的整个思考。他明确地指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的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事实上,毛泽东对他认为需要个人崇拜一事并不讳言。在这个成都会议上,即将担任党中央《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有个长篇发言,其中讲到王明说延安整风搞出了两个东西:一个民族主义,一个个人崇拜。毛泽东插话说:“说个人崇拜就是崇拜我。不崇拜我就崇拜他。我看,崇拜我好一点。”陈伯达说到,我们是国际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有权威,有代表人,有中心人物、中心思想,但并不是个人崇拜。毛泽东接过话茬说:“怎么不是个人崇拜?你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你又承认恩格斯,你又反对个人崇拜。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毛泽东还说:“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列宁在世时,许多人批评他独裁。说政治局只五个委员,有时还不开会。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因此,只要正确,不要推,不如我独裁;也开点会,不全独裁就是。不要信这个邪,你反对个人崇拜,反到天上去,无非想自己独裁。”
后来,在1963年,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他所谓反对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6月14日,他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建议》这个重要文献中说:“提倡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将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更加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确实存在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把别人反对个人崇拜认定是因为“有个人目的”、“无非想自己独裁”,此言一出,就等于在全党头上沉甸甸地倒悬着一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剑,谁如果心存一丝异议也吓得不敢乱说乱动了。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成都会议上,中共高层开始合力为个人崇拜升温造势,对毛泽东的颂扬不绝于耳。有人说: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国际普遍真理的意义。有人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而且还难以赶上。有人说:要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宣传和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高级干部要三好:跟好、学好、做好。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调子更高更离谱,他说:“对主席就是要迷信”,“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中共一些重要领导人如此集中地颂扬毛泽东个人,这是1949年建政以来从未有过的。个人崇拜加速度发动起来了。
于是,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两个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于毛泽东的称颂更加突出。说中国出现毛泽东如同“德国出马克思俄国出列宁一样”有之;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之;说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马克思主义,学马列要以“学毛著为主”有之……等等,不一而足。随后,1958年夏,中央理论小组负责人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诸如此类的颂词反复出现,调子一次比一次高,这表明,个人崇拜的氛围已经在党内高层形成并且日渐浓厚。
毛泽东利用个人崇拜在全党全军全国取得绝对权威之后,便悍然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开始后,个人崇拜更加恶性发展,演变成新的“造神”运动。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利用广大群众被运动所煽动起来的极度愚昧和狂热,毫不费力就把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思想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其中,中共“九大”在党章上明文立为接班人的林彪可谓“厥功至伟”。他从毛泽东与彭德怀冲突中认清了毛晚年的致命弱点,意识到搞个人崇拜是“得一人者得天下”,是谋取个人权位的捷径。按中共史学家意见,林彪制造个人崇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前。在这个阶段中,林彪频繁地颂扬毛泽东。第二个阶段,从七千人大会的召开到1966年文革开始。林彪在七千人大会把六十年代初大饥荒说成恰恰是不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结果。以此为标志,林彪把个人崇拜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特点是:不顾事实、真理和原则,阿谀奉承毛泽东。第三阶段,整个文革时期。文革开始后,林彪带头煽动了一场波及全国旷日持久的“造神”运动。

这样,经过持续不断的造神狂热,在全党全军全国最终居然形成以下这样一些万众顶礼膜拜、视为绝对正确的观念:
例如,毛泽东“天才说”深入人心。林彪说了:“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毛主席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现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比得上毛主席的水平”。由于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他可以“洞察一切”,他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所以用于检验人们思想和言行正确与否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语录标准,就是毛泽东不时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和他以前说过、写过的每一句话。
例如,对于毛泽东的每一句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每一条指示都必须“毫不走样”地贯彻执行,“一切照办”。革命与反革命,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实际就是对待个人崇拜的态度。
例如,毛泽东最伟大的贡献,最能体现他伟大天才的,是他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列主义崭新阶段的主要标志,毛泽东是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因此,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又集中表现为对待“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例如,毛泽东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说是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首先提出的,此后又经过各种吹鼓手从历史到现实无数的“论证”和吹捧,被认定为千真万确的历史结论而绝不是一般的头衔修饰。
例如,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北京,毛泽东是当今当之无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占全世界三分之二人口的处在水深火热的民众的希望,是全世界人民心中不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文革中,毛泽东的塑像、雕像、语录、像章,更是铺天盖地,无处不有,无人不有。《毛主席语录》是林彪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摘录,他但凡公开露面,必手举语录频频晃动。“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在林彪的带动下,整个中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人们手举“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唱语录歌,做语录操,跳忠字舞,个人崇拜由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造神运动伴之以惩罚与镇压,凡是反对者、怀疑者,甚至偶有口误、笔误者,都要予以惩处,或批判,或斗争,直至押入监狱,判处徒刑,甚至枪毙。这又使造神运动带上了恐怖气氛,增加了它的威势。

从1956年到1976年,在毛泽东个人崇拜从发轫到高峰的那二十年里,毛先是发动把中国知识分子脊梁骨打断的“反右”斗争,继而搞“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导致饿死三千多万人的大饥荒,最后领导一场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惨烈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个人崇拜产生的罪恶后果,罄竹难书,好在这已经是众史家的定论,无需笔者在这里赘言。对毛泽东本人来说,这其实也是灾难。他死后家人及大批亲信马上被捉拿被判刑,他自认一生所从事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文件上被“彻底否定”,他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标志的什么“第三个伟大里程碑”也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至于那些个人崇拜鼓吹者们,大多也没有好下场。文革新贵林彪等人是一个类型。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这位曾经被万众敬祝“永远健康”的副统帅,还不是最后落得个仓惶出逃、折戟沉沙的下场?!至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等人,则是另一类。刘少奇一直表现出坚定拥护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绝高姿态。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率先提出并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非同小可的政治概念,并在延安整风时期鞍前马后为毛泽东效劳,因而在中共“七大”上确定为毛的接班人。1959年8月17日,这位四个月前新鲜出炉的国家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了感恩戴德式的长篇讲话,进一步赞扬毛泽东,鼓吹个人崇拜。他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却被毛泽东认定为“睡在身旁的中国赫鲁晓夫”因而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致死。
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惨痛教训,中共不少领导人是有所认识的。邓小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他支持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提出建立干部退休制度;强调集体领导与世代交替的重要性;赞同“少宣传个人”。他在1980年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发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的醍醐灌顶的金玉良言。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后的党章中明确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
作为国策,邓小平倡导“开放改革”,把毛泽东“突出政治”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完全颠覆为“突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的思路是:首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使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体制的变革,必然要求政治体制实现相应的调整;坚持不懈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进程,便会根除个人崇拜赖以存在的制度土壤。

这里不讨论邓小平最后作为中共“核心”的功过,就说他上述的思路也算是个美好的愿景吧,在现实生活中绝对不会一帆风顺,甚至有可能走上另一条轨道。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历史事实:毛泽东个人崇拜是在1956年发轫,而恰恰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参加过苏共“二十大”的邓小平在他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防止神化领袖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他敲响警钟般指出:“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然而,尔后几十年,这“恶果”就是越来越恶,大家都看到了。
为什么“恶果”越来越恶?因为个人崇拜具有“加速度”。因为风气一旦形成,肯定在全党全军全国,在各行各业,在各级领导之间,出现“比忠比左”浪潮。正所谓“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什么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从言论到行动,都会纷纷出笼。开始可能多少知道不对,多少感觉后果会很严重,但既然大家都搞就一起搞了,而且不搞便难保乌纱帽。很快,在越来越疯狂的攀比中,大家的正常思考能力逐步丧失,都觉得自己在参与一件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这正是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其灾难还历历在目,这个历史教训还不够惨烈不够深刻吗?!
但是,就是很难说。
似乎谁都知道,个人崇拜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背道而驰的极其荒谬反动的现象。不幸的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领袖作用”和“个人崇拜”容易混淆,而一些领袖人物,就像毛泽东那样,故意制造混淆,从而无限地强化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
为什么毛泽东能够这样做?已经有不少论述,从历史根源、社会基础、体制原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等等方面,具体地分析了毛泽东个人崇拜得以形成的复杂原因。例如,中国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是产生个人崇拜的经济基础:漫长的专制统治传统是产生个人崇拜的政治基础;传统文化中浓厚的忠君思想是产生个人崇拜的思想文化基础,而中国反专制运动的不彻底性和人权、民主观念的淡薄使各种专制思想继续生长……。的确,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以来,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存在两千多年,强大的专制思想传统可谓极其根深蒂固,对当今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着或明显或隐蔽的影响。
不过,也应该指出,中国历代皇帝称为天子,自认权柄来自上天,基本上都敬畏上天,敬畏神灵,敬畏祖宗,敬畏圣贤,敬畏历史纪录。有历史学家甚至经过查证,发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在大多数朝代,是没有政治领袖个人崇拜风气的。而当代的毛泽东就不同了,他是按照那位名叫列宁的西方人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学说这个党建原则建立的政党领袖,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导师,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无畏统帅,他“和尚打伞”,不信天不信地,自称权力来自人民,而“人民”对他不过是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可以轻易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所以,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中共这个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就像普列汉列夫所预言的,按照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必然迅速演变成一党专政,再变为领袖专政。
因此,如何通过措施和制度设置防范“卡里斯玛”式人物导致危机的可能性,成了当今政治学的一个比一般反腐败更重要的超大难题——权力腐败是最本质最要害的腐败,而个人崇拜是权力腐败的极致。
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大力主张言论自由,甚至提出制定一个眼下毫无可能制定的《不同意见保护法》。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进行过一次在中共党史上绝对称得上非常重要的“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接话后,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习仲勋之忧可谓“中国之忧”;他提出的难题可谓“中国难题”。这个难题实在让人忧虑:在中国当今现实情况下,个人崇拜怎么避免?而个人崇拜之风一旦刮起,便会形成强大的加速度,最终后果难以预料!
(2017年11月30日定稿,为12月2日在悉尼举行的“十月革命百年祭”研讨会而作。因篇幅关系,本文注释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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