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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钱转华夏文摘:1976年,月坛北街高干楼里的那些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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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容:1976年,月坛北街高干楼里的那些事

[backcolor= transparent]发表于 2018 年 04 月 29 日 [backcolor= transparent]由 [backcolor= transparent]wy

【作者简介:沈容,江苏人,1922年生。初中时期开始做抗日地下工作。后在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编译。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中共中央中南局文艺处副处长,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厂导演、首席责任编辑。“文革”后,任广东电视台台长、北京广播电台编辑部主任。本文来源于沈容的回忆录《红色记忆》,原题为《热闹的月坛北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1973年,中国著名记者李普从广东调到北京,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此文作者系李普妻子沈容。】

可怜天下父母心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属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
“泡病号”的日子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他很快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小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人们难道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
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工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也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真不明白,这两位妻子吃错了什么药。
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
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蕻,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蕻,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我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
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
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胖 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点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作者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作者敢不敢冒这个危险,作者甘愿冒险呈书。作者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作者说,万一作者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
“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
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作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就住到月坛北街她这里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
不平凡的一年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期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更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号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领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一月十五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三月下旬到四月五号,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四月五号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四月七号,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七月六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个月,七月二十八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厨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也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篷。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王》,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
一个奇怪的电话
十月七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
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
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
我说:“是的,你是哪位?”
“这里是39局。中组部X部长请李普同志说活。”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
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
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
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
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四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
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
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
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
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
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
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
来源:旧报刊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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