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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来源: 武装父母,教育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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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看中国人的精神---(6)

这或许未必是普遍现象,但却很可以说明一些问题。这里既可看到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解。看来自己要看清自己不容易,别人要彻底看清自己也一样不容易。

   天使还是魔鬼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小时候,我们常常会指着电影里的某一人物迫不急待地问父母。

  世上的人千差万别,但我们却总爱简单地以好坏类之。

  中国人有13亿之众,其品性岂可一概而论,但在西方人眼里,我们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是魔鬼。

  崇拜与期望:中国——永远的精神家园

  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

  伏尔泰说:“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应尊称中国为“先生”。

  波维尔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我们只知道有许多中国人“崇洋媚外”,殊不知许多西方人也曾对东方文明充满着崇拜。

  对于西方人来说,发现中国的意义与其说是物质上的不如说是精神上的,对中国人的特异精神的发现与想象甚至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启蒙的一个诱因与一面旗帜。正如伏尔泰所说:“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中国的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文字与文学艺术,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对来自中国的思想充满着崇拜之情。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处以西方为师,西方成为中国的“先生”,只是这位“先生”并不尊重中国这个“学生”而已,所以鲁迅先生写文章说,“为什么先生总是打学生?”而在两个世纪之前,情况却正好相反。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对正处于启蒙时代的欧洲来说,应尊称中国为“先生”。他还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伏尔泰在盛赞儒家学说的同时,甚至还在礼拜堂里挂起孔子像,朝夕膜拜,并通过赞扬孔子来抨击法国专制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成为欧洲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

  伏尔泰对中国的偏爱,还反映在他改编的《中国孤儿》一剧中。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是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剧情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晋灵公时文臣赵盾和武将屠岸贾不睦,屠欲杀赵,后用计在灵公前诬告赵氏不忠,将赵家斩尽杀绝。忠于赵家的老医生程婴陷匿并抚养了赵家惟一幸存的后代,20年后报了冤仇。原剧有弄权、作难、搜孤、救孤、除奸、报仇等段落,伏尔泰摘选了搜孤、救孤的情节,希望体现一种道德影响,于是,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往后移至元代,并把诸侯国内部“文武不和”改为两个民族间的矛盾。改编的剧本描写了成吉思汗入主中国后,搜求前朝遗孤,抓了遗臣盛缔。盛缔同程婴一样献出自己的儿子,救出了前朝遗孤。盛妻奚氏与成吉思汗曾有旧情,于是成吉思汗提出条件,若奚氏肯异地改嫁,则他可以免于追究。但奚氏爱子爱夫,宁死不从,在场的成吉思汗深受感动,宽恕了所有的人。伏尔泰深信,该剧是第一流作品,有助于了解中国人心理,而把中国人民的道德显示在法国人面前,胜过所有关于中国的论述。他说有关孔子的道德学说已包括在这五幕剧中,所以《中国孤儿》又名《儒家道德的五幕剧》,体现了伏尔泰“文明战胜野蛮”的主旨。

  狄德罗赞美中国儒学说:“只须以理想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当时一些启蒙思想学者甚至认为,法国的得救与否,全赖于是否能够充分吸收中国高尚的精神。对此波维尔在他的《哲学家游记》一书中说:“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归向的美妙境界。到北京去!去瞻仰最伟大的人,他才是上天的真正而完全的楷模。”

  崇拜中国儒家思想的还有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在许多知识领域都有建树。他极为推崇中国儒家思想。在其给法国宫廷顾问德雷蒙的长信中盛赞中国哲学,他写道:“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是从约3000年以前建立的,并且极有权威,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之前。”他认为中国的天命、天道是天在其运行中确定不移的法则,要服从理性的法则就必须顺天,以达到先定的和谐。

  莱布尼茨的学术思想中渗透着中国文化的精髓,这在他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表现得最显著。1697年莱布尼茨开始同在北京的传教士白晋神父通信,共同探讨《易经》长达6年之久。他通过白晋神父了解《易经》,并对《易经》中类似二??乃惴??行巳ぃ??枚载缘氖??淞兴承蛏钊胙芯浚?沼诜⑾至恕兑捉?返亩??圃?恚?詈蟮难芯砍晒?褪抢巢寄嶙扔?703年写的《论二进位制算法》。

  莱布尼茨充分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呼吁欧洲社会重视东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不要以为欧洲是最理想的美好社会。他认为,在东方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还有一个有着更完善的人伦道德的民族存在,这就是中国。他鞭挞了西方社会只重物质经济技术,而道德精神却日益堕落的社会风气,认为治疗西方社会这种弊病的良药是大力倡导中国重人伦道德、修身和睦的文化。他为此向欧洲社会发出忠告:“在我看来,我们目前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因为我相信如果任用哲人担任裁判,不是裁判女神的美,而是裁判人民的善,他一定会把金苹果奖予中国人。”

  18世纪的欧洲思想界,为了追求理性和现实生活的结合而大力赞扬中国,中国的思想文化成为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启蒙运动中的各家各派都能从有关中国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并将其视为榜样。其中包括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1767年,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充分反映了这一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在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他为实现孔子教导和道德规范,以节制私欲、爱邻如己、敬天爱人等作为行动准则,由此他也被重农学派门徒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

  以重农学派创始人而流芳百世的魁奈在政治上是一个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将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曾说:“自然秩序为人类所有立法、所有政治、经济及社会行动的最高原则。”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并拥有一个稳定而持久的政府。这个范例证明了魁奈的经济理论,即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持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能力进行稳固的全面管理,确切地服从于自然规律的不变制度。因此,在这样的场合,农业本身构成了这些国家的基础,土地成为能够满足人民需要的财富的重要来源。在魁奈的建议和指导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国皇帝郑重其事地举行春耕仪式,以鼓励法国农业的发展,并公开表示同意重农学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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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